绿叶无悔扑向大地 记一心为民的好干部邓平寿
绿叶无悔扑向大地
——记一心为民的好干部邓平寿
刘文娅 摄影 伍成福
2007年02月26日16:04
2007年2月5日下午2时许,细雨霏霏,一辆灵车从梁平县城开出,缓缓驶往虎城镇。
灵车送回的,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邓平寿。
邓平寿是1月14日黄昏被五六个镇干部和医生抬到车上离开虎城的。那是一个星期天,同样下着小雨。半个多月后,当他再回到这片为之付出一生心血的土地时,已是一捧骨灰。
送他的人多,接他的人更多。灵车刚进入虎城镇境内,便有一排一排的人,手拿白花,伫立在雨中,一动不动。灵车开过去,他们便跟在后面。
灵车停在场镇口,邓平寿的两个女儿,一个手捧遗像、一个怀抱骨灰盒下来了,人们簇拥上去,哭声在街道两旁响起。人群中有镇领导,有村干部,有街道居民,有企业主,甚至有从相邻的四川达县赶来的群众,而更多的是虎城镇的农民,从山上下来的,从河边上来的,最远的走了几十里路。
这支自发聚拢的队伍,肃穆,庄严,大家要徒步7里多路,送邓书记回家。
“虎城的事一天没做好,我就一天不离开虎城。”邓平寿的这句话,大家早就耳熟能详了。村民说,邓书记这回是真的不得走了,但我们心里痛啊!这片土地上的村民舍不得邓平寿走,每逢镇领导班子换届,便有邓平寿要调走的消息从县里传来,他们就“闹”,找县里,找镇里,更多的是扭着邓平寿说:“你不能走哦,我们不准你走!”
现在,他们的书记是真的不走了,但他们却心痛得泪雨纷飞……
“他硬是用脚踏平了办公室与田间地头之间那道坎。”
赵洪越自始至终走在队伍前列,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走得那么快,而且似乎越走越快,这让他一时产生幻觉:邓平寿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以他一贯的步伐。
泪水被赵洪越一次次咽下去,又一次次涌出来。赵洪越算了算,他2005年12月31日到虎城镇任镇长,到今天才一年出头,他没想到,一年多的时间,一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他,改变他。
当组织上决定把赵洪越从平津镇副书记提拔到虎城镇当镇长时,他是不想服从的,原因就是邓平寿。“他的工作方法与我有天壤之别,我受不了!”他向组织说这话时,一半是钦佩,一半是不屑。
邓平寿在梁平县的干部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98年开始担任虎城镇党委书记以来,虎城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这个梁平县西部最偏远的镇,交通、蚕桑等多项工作长年保持全县第一。但邓平寿的工作作风,却让赵洪越很不理解:除了开会,邓平寿长期泡在村里,不坐车,每天走十几里路,据说,虎城7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棵桑树树干没刷白,哪条路垮了块石头,他都晓得。
刚到虎城时,赵洪越心理很难平衡。除了工作思路与方法的分歧,最刺激他的,竟是一个他此前完全没想到的现象——
每逢二、五、八是虎城的赶场天。只要邓平寿办公室的门开着,赶场的百姓,就会一溜一串地欢欢喜喜往里钻,挑担的,背筐的,叼着烟杆的,一屋笑语欢声。邓平寿办公室那套足以挤下10来个人的棕色人造革沙发,坐垫早已发白了。赵洪越有次开玩笑说:“这都是村民的屁股磨的。”但玩笑之后,他不得不想,为什么村民的屁股争着往那里挤,而自己办公室的沙发无人来坐?他开始反省自己。初来时,邓平寿带他下村,到的第一个村便是最远的八林村,来去走了5个小时。第二天,腰酸背痛的他起不了床,邓平寿却又下村去了。在下村的路途中,他逐渐发现,这位党委书记的路没有白跑,百姓喜笑颜开地端杯水出来,他递一支烟过去,那样融洽的干群关系,绝不是在办公室里坐得出来的。他不得不承认:“邓平寿硬是用脚踏平了办公室与田间地头之间的那道坎。”到任不久,赵洪越惊讶地发现,他在赴任之前竖在两人之间的那道心理上的坎,竟不知何时被邓平寿轻轻抹平了。他完全改变了工作方式,习惯了往乡下跑,他指挥修建的全镇最偏远的一段村级公路,竟也轰轰烈烈地开始,圆圆满满地结束了。
赵洪越原以为只有初中文凭的邓平寿是个大老粗,可他后来发现,邓平寿的书架上除了《毛泽东选集》、《公务员能力建设》外,竟罗列着《商品知识》、《我们身边的哲学》和《古今文学名篇》等,这让他暗暗有些感动。他刚到时,听党政办的吴正永说过一句话:邓书记最爱学习!当时,他在心里划了个问号。不多久,赵洪越便熟悉了书记每天的作息安排,除了开会、出差,他几乎都是白天在村里跑,黄昏时分回来,饭后就在办公室里看书看报。
2006年3月14日,赵洪越在办公室接到在县城开会的邓平寿的电话:“全市烟花爆竹产业要向梁平倾斜,我们何不去引个厂来?”赵洪越分外欣喜,不仅是因为这个信息,更重要的是因为邓平寿的态度——他分明已改变了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虎城偏远,只有农业才有搞头”的观念,开始接受赵洪越提出的“镇的发展,必须依托企业和场镇建设”的观点,并迅速地去捕捉信息。
放下电话,赵洪越带着几个人就走。在他们的努力下,仅仅一个月,洪泰烟花爆竹公司入驻虎城。年底,工厂建成,800多名农民在这里找到了饭碗。“邓书记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灵车开进虎城的这天,洪泰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刚一直走在队伍中,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不断用沙哑的声音,提醒放鞭炮的人。那天燃放的鞭炮都是洪泰自愿提供的,从进入虎城境内就响起,响彻7里多路,一直响到邓平寿的家里。陈刚那天一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姿势:右臂被铁架和石膏撑得与肩平齐。他的手臂因车祸受伤骨折,半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一个月,但那几天,他几乎天天守在邓平寿的灵前。他说:“来虎城前,早听说这里有个一心为百姓办实事的邓书记。来了不到一个月,他的人格魅力就征服了我。”陈刚说的“征服”,其实是些小事。2006年3月,陈刚冲着邓平寿的名声来虎城考察,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邓平寿的情景,他迎在镇党委办公楼前的坝子口,洪亮地说:“欢迎平津来的客人!”邓平寿的承诺是:“别人给的方便和优惠政策,我们给;别人不给的,只要法律和政策允许,我们也给。”一个多月后破土建厂时,陈刚才完全掂量出邓平寿这话的底气:这里的各种优惠政策,或许别的地方都可以给,但有一点,是很多地方难以做到的。这个党委书记不但为他们上下协调土地租赁、公路调整等事宜,还亲自抬杆、拉尺。6月的一天,因土地补偿问题,五六十个村民涌到厂里,不准施工。邓平寿闻讯赶到后,往人群中一站,群众就安静了。邓平寿说:“企业来到这里,是大家的福,大家今后看得到。现在有什么问题,我们政府帮助解决。散了吧,别影响施工。”话音落地,围了两个小时、吵得一塌糊涂的人群,立刻安静地散了。这件让陈刚十分头疼的事,就这么简单地烟消云散。走南闯北的他见得多了,而这样的书记,不能不让他在诧异之余顿生钦敬。在虎城,很容易遇见邓平寿,他不是去这个村就是去那个村,走着去。在路上碰到邓书记的时候,陈刚总会停下车,要送他一程,而他从没上过车,只大声问问企业的情况。2006年夏季的一天,日头很毒,陈刚喊他上车,他还是不上,见他汗流浃背的样子,有些不放心,就将车抛在路边,下来陪他走。十几里路,邓书记逢人便问旱情,然后这里怎么处理,那里怎样防范,没一样不在他心里存着。那一路上,陈刚常看到邓平寿不自觉地用手按着肚子,他关切地问,邓书记总是咧嘴一笑:“小毛病,没得啥子。”此后,陈刚只要遇见邓平寿,自己又走得开时,就会随他去转田坎。他记得最后一次是去镇里正在开发的旅游景点——小峨眉山看工程进度。邓平寿很兴奋,一路上讲着镇里的旅游发展规划,多次重复道:“现在,虎城来了你们这些投资老板,会很快发展起来,虎城的百姓该过好日子了!”今年1月初,陈刚出了车祸,手臂骨折,在重庆新桥医院做手术。几乎同时,邓平寿住进了重医附一院。陈刚得到消息,眼前便出现他长期手按肚子的情景,他有种不祥的预感。躺不住,1月17日,术后才三天,他求医生:“让我去看邓书记一眼吧!”他做手术没哼一声,但此时止不住的眼泪感动了医生,医院派了一个护士陪同他到了重医附一院。隔着重症监护室冰冷的窗玻璃,陈刚遥遥望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邓平寿,心酸地想:躺在这里,您可以歇歇了!
“管你金生银生,把老百姓的路修好了才是你的人生!”
比较陈刚,大兴村主任袁永福似乎要幸运得多,因为邓书记的最后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的。1月15日清晨7点过5分,袁永福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是邓书记的电话号码,一早一晚打电话给村干部是邓平寿的习惯,他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邓书记的声音,就两句话:“你们村的桑树栽得怎样了?要栽好!”声音十分微弱。听惯了邓平寿大声粗气说话的袁永福没回答,只连声问:“邓书记,你怎么了哦?”“你莫管!”三个字后,电话挂了。袁永福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呆立半晌,然后迅速拨通他在虎城中心卫生院工作的三姐的电话。三姐说:“邓书记病了,昨晚送到了重庆大医院。”袁永福再拨那串他熟得不能再熟的号码,却已无人接听。后来,袁永福得知,邓书记此后不久就陷入深度昏迷,再没有醒来,但他仍固执地一天数次地拨那串号码,他希望听到那粗声大气的嗓子再喊一声“袁老大”。“袁老大,我在你的公路上,你出来一下!”2006年夏天的一个正午,袁永福还在睡午觉,接到电话,他一个激灵醒来:“邓书记啊,这么热的天,我们都不敢出去,你还在外面跑啊?”他起身就往外跑,远远看见烈日下那熟悉的身影:没戴草帽,湿透的背心卷到胸膛,最让他看不过的是脚上那双鞋,稀烂!他一走拢就说:“邓书记,你啷个走路哦,我给你拿双草鞋来,你至少要对得起‘草鞋书记’这个称呼嘛。”邓平寿没接他的茬,只说:“越是天气热,越要注意新铺公路的养护,浇水盖草,马虎不得。群众那点钱都是血汗钱,我们集资修路是为百姓做好事,但质量搞不好,不但不是好事,反倒是罪过!”那一刻,袁永福马上想到波漩村修路时,邓书记对村主任王京生说的一句话:“管你金生银生,把老百姓的路修好了,才是你的人生!”他深深知道邓书记把老百姓的路看得有多重。“我心中最大的遗憾,是邓书记没看到这条路修通!”袁永福说这话,是在2月5日,也就是邓平寿遗体火化的那天。就在那天,在那条一度搁浅的断头路上,一些村民抡起锄头,再度开工了。袁永福心里明白,邓书记在病床上还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大兴村正在争创“蚕桑万担村”,今年有2000亩桑树的栽植任务。袁永福更明白的是,邓书记如此忧心“万担村”,是因为一旦创建成功,可以引进一个生丝加工厂。“大兴村的百姓就有钱挣了啊!”邓书记说这话时,目光中满含期待。谁都没想到的是,他竟含着这期待的目光,永远地离去了。邓书记离开虎城的最后一站,就是桑田。
“邓书记真是把我们老百姓装在心里!”
1月14日,星期天,小雨,邓平寿带着镇干部一行4人到千丘村检查桑树栽植情况。那天遇见他的村民很多,赵洪利、刘明国、杨嗣才、孙泽寿……他们绝没想到,那是他们见邓书记的最后一面。不论是当镇长还是党委书记,邓平寿都亲自驻村,而且多年驻千丘村。这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他的心血。“这么多年,他没在我们任何一家吃过饭。”66岁的唐连友说。“他走了,我们心里痛啊!”赵洪利说。“我们村以前吃水就靠两个牛滚凼,争水吃是常有的事。后来,邓书记就动员我们打水井。去年夏天,我们村就靠水井躲过了旱灾。”孙泽寿说,“开始学养蚕的时候,有一次,我拿把砍刀到桑树田里,该修枝的就摸出来砍一下。邓书记看见了,就喊‘老孙老孙你上来!’我一上去,他就递支烟给我,然后从他随身背的包里掏出专用剪刀,钻进桑树田里,边剪枝边说:‘你那样砍会影响树的发育,我剪给你看,你一定要看好。’那一溜30多株桑树,他一口气修剪了一半,边剪边教,一个多小时,我基本学会了修枝。”村民洪品强说:“邓书记真是把我们老百姓装在心里,有时候,都超出我们的预料。”洪品强说的“超出预料”是指5年前发生的一件事。2002年5月的一天深夜,村民周汉富的房子突然垮塌,天蒙蒙亮时,早起的洪品强发现后立即给邓书记打电话。邓书记说:“伤人没有?我马上来!”洪品强看了看时间,6点半。他说:“3里多路,加上起床穿衣,邓书记至少要半小时才能到。”然而,仅仅12分钟,邓平寿就到了,跑到垮塌的房屋前才停住。见没有伤人,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跟村组干部一道,忙这忙那。离开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他喊做的事,我们都知道是为我们好,都保质保量地做。”杨嗣才说,“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栽桑树一株补三角,修栏杆一户补100元,从没打过折扣。他说话从不放空炮,我们也从不让他失望。村子就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了。”
“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只能艰苦奋斗啊!”
千丘村的发展和虎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省吃俭用上的。“要讲待遇,横向比,虎城镇的干部应该是最低的,很多该发的奖金都用于搞建设了。”镇党委组织委员廖铭说。一些镇干部不是没意见,但邓平寿的态度十分明确:“虎城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干部就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经常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父母大多还在农村种田,他们一个月能刨出几个钱来?大家为什么不和乡亲们比比?”这些话,虎城干部听得多了,多年来,虎城的干部习惯了与农民而不是与其他乡镇干部比待遇,还习惯了捐款。镇里有个“永不消失的光荣榜”,榜上公布的都是捐款人员及数目。邓平寿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他每年捐款不少于5000元,而一般干部每年的捐款,也在一两千元左右。待遇低不说,虎城的干部很少有周末和节假日。“书记都不休息,我们也跟着跑习惯了。”这是一些干部说的。邓平寿不止一次地私下对好友说:“我对不起这些干部啊!但虎城穷,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只能艰苦奋斗啊!”邓平寿遗体火化的前一天,是他51岁生日,那天夜里,这些邓平寿自认对不起的干部们,除了值班的,几乎都聚集在他的灵前,包括调离了虎城的人。段国华和戴戈是两个从虎城调到县委组织部的年轻人。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平华说,邓平寿推荐的人,我们放心,这两个年轻人来了不久,就很快都成长为中层干部。在追悼会上,平华几度痛哭失声。平华说,邓平寿最初让她感动的,是他门上的一幅春联:“走千家万户要为民办实事一身正气;尽五脏六腑奔四化建三乡两袖清风。”她印象最深的是,邓平寿得的奖多,每次得了这样那样的奖时,邓平寿总是一句话:“老百姓对我太好了,组织上对我太好了,我只能好好干!”2005年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市委机关刊物《当代党员》把他作为封面人物作了报道后,有人劝他注意休息时,他就说:“《当代党员》把我的照片印在了封面上,那么多人看着我,我只能做得更好,怎么能松懈?”2002年换届,2007年换届,县里都考虑到他在基层的时间和业绩,上次拟调到县交通局任局长,这次拟推荐到县政协或人大常委会任副主席或副主任,而邓平寿都拒绝了,他离不开村民,村民也离不开他。这次要调他的消息传出后,17个村有12个村的村干部跑到镇里说:“邓书记,你不能走哦,虎城离不得你哦。”还有上百的村民到镇里,而那段时间,镇里的电话响个不停,很多都是为挽留他。邓平寿就又说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虎城一天不建好,我一天不离开。而这话才说几个月啊,他就突然撒手了。当不少村民对着冰棺里他安详的遗体说“你不守信啊!邓书记!”时,平华怎么也忍不住,抚棺埋首,长哭不起……为邓平寿流泪的领导还有很多。从县委书记、县长到每一位县级领导,说起邓平寿,无不动容,无不交口称赞。县纪委副书记毛大春说,这些年来,没有一件关于虎城的立案调查,没有一件关于他个人的检举材料。一个干部一生能将三分之二的精力放在工作中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邓平寿是把一生的精力全部放在了百姓身上,他真的是我们干部的楷模。这样好的同志,年仅51岁就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怎能不让人心痛?
灵车送邓平寿回家的这天,送行的、迎接他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最远的是一对老夫妇,从上海专程乘飞机赶回故里送他最后一程。远在北京的山东话剧学院的近60岁的金惠群老师打来电话,泣不成声:“我到全国各地演出过,只在重庆梁平县虎城镇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干部,我一直对我爱人说,邓平寿是孔繁森似的好干部……他是累死的啊!”正患高血压的金惠群为不能亲自前来很伤心,她汇来1000元钱表示她深深的哀悼。千丘村的村民几乎全体出动,他们逢人便说,邓书记是倒在他们村里的。1月14日那天,邓书记冒雨在桑地里转了大半天,直到中午1点过才回到镇上。两点过,邓书记腹痛难忍,被送进卫生院,黄昏时分,五六个镇干部和医生强行把他架进车里,送往重医附一院,医生诊断为急性胰腺炎。2月1日凌晨,邓平寿永远地走了。2月5日下午,细雨霏霏,这支自发聚拢的队伍,从虎城场镇一直延伸到位于上丰村的邓平寿的老家——一处普通的农家小院。7里多路,到处都是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湿漉漉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记者随送行的人群走着、想着。自从两年前采访邓平寿撰写《一股劲一种情一个梦》的通讯,我已经历过无数次的感动。是什么力量使这位朴实的镇党委书记深深扎根于群众的土壤,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倏然,我耳边响起那句激越的歌:“绿叶无悔扑向那大地,是报答泥土芬芳的情意……”
邓平寿生平
2007年02月26日16:05
邓平寿,男,汉族,1955年12月17日(编注:此记录的出生日应为农历)出生于梁平县原虎城乡上丰村。1962年9月至1968年8月:在原上丰村小学和原虎城乡中心小学读书。1968年9月至1971年8月:在原虎城镇中学初中毕业(此为邓平寿接受的全日制教育最高学历,其后曾在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学习现代乡村综合管理,学制3年)。1971年8月初中毕业后务农,其后到生产队的面房加工挂面,并负责账务。在一份写于1977年11月27日的《关于对邓平寿同志选干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记录:1975年,邓平寿带领生产队的广大群众大搞科学种田,试验小麦亩产达500斤,在生产队面房工作后,群众说:“我们这个面房换了几个人都没搞好,只有邓平寿把它管好了。”1975年8月8日:邓平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邓平寿有这样一段朴实的话:我入党以后,要积极参加党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党组织的一切活动,按时交纳党费,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保持优良作风,去掉不良作风,有事同群众商量,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意见。我一定要向刘胡兰、杨子荣等英雄学习,学习他们专拣重担挑在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我要求入党,不是为了名誉好听,不是为了给人民当老爷,而是为了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安排,党叫我干啥就干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1976年11月15日至1978年4月1日:在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工作,后在工作团任组长。1978年4月1日至1981年:在原虎城区波漩乡任团委书记。1981年至1989年11月23日:任原波漩乡乡长。在一份写于1983年3月24日的《关于邓平寿提任职务的考察报告》中,有这样的记录:该人在管计划生育工作时,多数时间就在各大队与计划生育干事一起工作,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住,计划生育抓得好……作风正派,不谋私利,不搞歪门邪道。89年11月23日至1992年11月8日,在原虎城区楚家乡任党委书记兼乡长。1992年11月8日至1998年12月27日:任虎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1998年10月25日至2007年2月1日:任虎城镇党委书记。2007年2月1日病逝。
(根据邓平寿档案整理)
镶嵌在花圈中的悼词
在邓平寿的灵堂外,记者在花圈丛中发现一只特殊的花圈。花圈中间贴着一份打印的悼词,悼词左右两边贴着手写的对联“身去音容存;寿终德望在”。采访得知,悼词的执笔者为邓平寿的老同事、老领导,今年70岁的虎城镇街道社区党支部书记罗顺安老人。这份镶嵌在花圈中的悼词,引起了前往祭奠的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深切悼念邓平寿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同志,生于1955年12月17日,2007年2月1日凌晨1:02分因病抢救无效,故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享年51周岁。生前,历任过团支书、公社团委书记、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乡党委书记、镇长、镇党委书记。从参加工作以来,由一般干部到领导职务,他始终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的心目中,深受人民的爱戴,可以说,他为虎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构想虎城的发展蓝图,他想尽了“千方百计”;为安排好虎城的大好河山,他走遍了“千山万水”;为体察虎城的民情,他访遍了“千家万户”;为传播党的致富政策,他说尽了“千言万语”;为了虎城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他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好干部,而且是父母亲的好儿子,是妻子的好丈夫,是孩子的好父亲。
平寿同志,安息吧!你的夙愿,定会后继有人来实现!
虎城镇街道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叩
县委书记眼里的好干部
——梁平县委书记张道华的讲述
邓平寿是一个得到各方面公认的好干部,是一个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典型,不含一点水分。他的工作业绩、个人品质和优良作风,在生前就得到了全县干部的公认。老实说,对邓平寿,我以前直接接触并不多,因为他长期在基层工作,但他的事迹,我听得多,感受也多。邓平寿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我在当县长的时候,他到办公室来汇报工作,为修公路的事。为了修通一条能够让好几个村群众受益的公路,他发动群众集资,广大群众都自愿出钱。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有人写信向市里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由于涉及农民负担问题,市上批转给县里进行调查处理,要求退还农民的集资。没想到绝大多数群众都不愿意退钱,愿意修路。担心那条路再也修不起来,他来找我汇报时,大声地哭了。一个镇党委书记,为工作的事情,到我办公室来痛哭的,他还是第一个。我劝导他说,既然上面批了,钱一定要退给老百姓,但路还是要修,争取由县财政投资,让交通局来牵头。听到这话,他才止住了哭声。说实话,换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哪个会像他那样发自内心地痛哭?!他是担心路修不起来,对不起老百姓啊!这让我十分感动。后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感受也越来越深。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精神十分可嘉,他一生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把虎城建设好。虎城镇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大镇,在他的领导下,虎城各方面的工作都不错,有两项工作在全县是绝对第一。一是修公路。所有村组都修通了公路的,在全县只有两个乡镇,另一个是大观镇,大观是个小镇,而虎城是个大镇,有4万多人口,十几个村。2005年底前,虎城所有村都修通了水泥公路,到去年底,全镇有一大半的村民小组都修通了水泥公路。这很不容易啊!修村、组公路,国家是没有投入的,全靠老百姓凑钱,修1公里3米宽的水泥村道,至少要10万元,他领导全镇修了几百公里,要发动群众投资好几千万呀!现在不仅路修好了,而且没出什么乱子,得到了群众的忠心拥护。另一个亮点是蚕桑,就是他生前经常念叨的“虎城一条虫”。虎城的蚕茧产量,多年来都是全县第一,一个镇的产量就占全县的三分之一,养蚕是全镇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邓平寿最让我感动的还不是他的政绩。2002年全县乡镇换届,县委考虑到他在乡镇党委书记中是资格最老的,打算安排他进城,到交通局当一把手,县委指派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征求他的意见,他不愿意,说舍不得离开虎城,县委尊重了他的意见。今年又逢全县换届,不论是论资历还是论能力,无论如何都应该安排他到县城工作了,县委经过研究,打算推荐他到县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担任副职,从镇党委书记到县级领导,既是提拔又能进城。县委派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的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他还是不同意,他说虎城的群众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虎城,自己这一辈子最大的信念就是把虎城建设好。县委再次尊重了他的意见。说实话,当干部的,哪个不想提拔?乡镇干部,特别是偏远乡镇的干部,哪个不想进城?更何况是当县级领导!可邓平寿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硬是没得这些想法。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后,我很难过。我先后在三个县当过领导,接触的乡镇干部很多,像邓平寿这么出色的干部,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邓平寿当了这么多年的镇干部,我到梁平工作也已经7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不好的反映。他从小就饿饭,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家里还是不富裕,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要赡养,哥哥是一个傻子,也需要他的照顾,妻子至今在务农,有两个女儿,多年来,全家就靠他那点工资补助家用,有空回家,他还要做农活。尽管家里情况这么困难,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利用职权谋过私利,也没有听说过他为个人的事情向组织开过口,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天早晨我在街上吃小面,正好碰到他也在那里吃早饭。摆谈中,我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他遇到一点困难,但又不好给组织添麻烦。我问他是什么困难,他说女儿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我把这事放在心上,最后经过努力,帮他女儿解决了工作问题。和他接触这么多年,为私事找我,只有这一次。
(采访:唐春林 刘文娅 王一敬。整理:唐春林)
我要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邓平寿
编者按: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收集到一份邓平寿同志在梁平县先进性教育活动报告会上的发言稿。言为心声,邓平寿这篇发言稿非常感人。特摘编刊登如下(题目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叫邓平寿,来自梁平县西部最偏远的一个镇――虎城镇。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始终认为:身为党员,违背了入党誓言就是不诚实,忘记了党的宗旨就是不称职;作为干部,心里不装着群众,不为群众干实事,就不是好干部。“党组织和老百姓这么关心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用什么来回报啊?”“要想富,先修路。”要让肩挑背磨的虎城农民富起来,首先要修通公路。1997年以前,虎城镇大部分村都没有通公路,即使已经修通了的几条村级公路也是“落雨像块糕,天晴像把刀”。因为交通不便,农民生产的粮食、养的猪运不出去,山外的肥料、建筑材料运不进来。那个时候,好几个村的老百姓抬一头肥猪到镇上,需要两个强劳力耗费半天时间。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我发誓,一定要建好虎城的村组公路网,一定要把公路硬化到虎城的每个村、每个组(2月13日,梁平县统计局为本刊编辑部提供统计数据:从2002年起虎城镇共硬化全镇17个村的45条公路,总里程达108公里。2005年实现村村通水泥路的目标。――编者注)。
1998年,我们在全县率先实现了硬化镇内交通主干道和拉通村组程控电话的“双线工程”,基本实现了村村组组通电话。然后,我们又开始了村公路的修建和硬化。每修一条路,我都要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并带头捐款。这些年,虎城年年修路,我年年捐款,每年不下两三千元。在工地上,挖路基、抬石头、搬材料,我样样带头干。虎城镇掀起了公路建设的热潮。那些日子,晚上,别人都累得躺下了,我还要回办公室处理事务。白天来到工地上,村组干部都劝我休息,但我哪能安心休息啊!可能是因为睡眠少,劳动强度大,经常呕吐,村组干部在旁边说:“邓书记,你怀娃儿了嗦?”一边和我开玩笑,一边给我递上一杯热茶。2002年腊月十一傍晚,我到村里检查了一天工作刚回到镇里,忽然觉得胸口闷得很,还没来得及坐下来歇口气,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接着又是一口。同事们把我送到县医院检查,发现肺部异常,后来转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医生在我的胸肋下切开了一尺多长的口子,拿掉了一根肋骨,取出了一个半斤重的瘤子,切除了一叶肺。手术3天后,我从监护室出来,看着县领导和自发赶到重庆来探望我的群众,看着病房中摆满了鲜花和虎城镇的柚子,当时感动得我眼泪长流:党组织和老百姓这么关心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住在医院里,我想的全是镇里公路硬化的事情。想到公路硬化正在关键时期,事务繁杂,很多头绪要我回去清理,我连觉都睡不着。腊月二十一,手术七天后,我不顾医生的劝阻,回到虎城,住在办公室楼上的寝室里,一边输液,一边工作。我的家离镇上有6里路,83岁的老母亲听说我生病的事,整整一夜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就拄着拐棍,和我的妻子一起冒着腊月的寒冷来看我。当他们看到我在床上脸色苍白,一边输液一边还在工作,老母亲当时就抱着我的头哭了:“儿哪,你光晓得工作,不要命了啊!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啷个办?”我强忍泪水,安慰母亲和妻子说:“我这点病,没得啥子,我早点回到镇里一边工作一边治病,这病还好得快些。”“做什么事,都要贴近群众的心,把准群众的脉,做好群众想办的事,群众才会拥护”虎峨路是虎城镇境内最长的一条路。硬化这条路,对虎城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刚开始修建,就碰了钉子:碑垭村四组包括组长在内的村民都拒绝筹资筹劳。红火大热天,我和镇里的干部一次又一次地从这家赶到那家去做工作,老百姓两扇门“哐啷”一关,走了,死活不打照面。针对这种情况,我回到镇里连夜召集干部开会。通过认真分析,我对大家说:“现在镇里交通已初步改善,群众得到实惠已是大家看到的事。可这个组的村民为什么都反对,他们有想法!这个组所在位置偏僻,村民居住分散,虎峨路如果没有别的支路和他们连接,他们受得到什么益?”于是,我们及时调整修路计划。几天后,这个组的组长就把各家各户的修路费收起送来了。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做什么事,都要贴近群众的心,把准群众的脉,做好群众想办的事,群众才会拥护。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底,虎峨路顺利竣工。自此,全镇基本上实现了村级公路硬化,实现了县道连村道,村道连组道,村组公路进农户。“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就是要面对群众,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我始终认为,当干部,对老百姓要有感情。没有感情,人家不会接近你,你就不能了解基层的实情,更不可能了解老百姓的心。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就是要面对群众,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赢得信赖。我下村时,黄挎包里常常背着桑剪、嫁接刀和蚕药,也常常手把手地教农民修枝和嫁接。在路上,我看到哪个农民挑一挑担子,我会接过来帮他挑一肩;看到哪个农民在给果树修剪枝条,我会摸出剪刀来帮他一阵。有一次,我下村到千丘村,听说养蚕大户罗立德养的三张蚕子忽然不吃桑叶。我及时赶到他家里,仔细询问和观察,发现是农药中毒,立即教他配上药方及时喷洒。半天后,蚕子恢复了正常。以后罗立德每次遇到我都会拉着我说:“如果不是你老邓啊,我那三张蚕子就完了。”我始终认为,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只是累一阵子,但他们会记得你一辈子,这不仅联络了与老百姓的感情,还会赢得群众对你的支持和尊重。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我都要求自己坚持做到关心群众的冷暖,哪个有什么困难,我都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今年30岁的唐书全从小残疾,只有一条健全的腿。几年前,他在镇上开了个理发店。我专程到他店里去看他,鼓励他。后来,镇里大力发展工业经济,我把他约到办公室,鼓励他办企业。在我的鼓励下,一点信心也没有的唐书全鼓起勇气答应了。接下来,我又和他一起选项目。当他提到想办一个页岩砖厂时,我又帮他选址,协调用地、用电、用水。他缺钱,我找来信用社主任,请求用房屋抵押贷款,并拍着胸膛说:“唐书全还不起的,我邓平寿还!”就这样,唐书全的砖厂启动了。然而,第一炉砖出来,见惯了青砖的老百姓不接受红砖。我就在我随身背的帆布包里装了一块红砖,逢人就宣传,硬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个新事物。唐书全目前已成了梁平西部最大的页岩砖厂老板。“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每年,我要拿出几千块钱捐助修公路和资助困难群众,但是,在虎城,我邓平寿节省是出了名的。因为我生在农村,家里比较穷,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在我参加工作以至当上了镇党委书记后,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习惯也一直没有丢。在生活上,我没有过高的要求,穿的衣服不要说名牌,最贵的也不过90来块钱。闲了,心情舒畅了,喝二两“老白干”,是我最大的乐趣。下村检查指导工作,到村干部和农民家里吃饭,我最喜欢的是泡菜下烧酒。我爱人现在还是农民,在农村老家种田种地。工作之余,我就回家帮她挑粪、砍猪草、栽秧挞谷,见啥做啥。家里还有老母亲和一个傻子哥哥,家庭负担重,我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捐助一些,为了补贴家用,我爱人在家里每年至少还要卖8头肥猪、养4张蚕。在虎城,我有个外号叫“草鞋书记”。那时,公路没有修好,农民天晴下雨一双草鞋,时常是泥巴裹满双脚,我下村检查工作,脚上常常穿的也是草鞋。我在公路建设动员会上说:“虎城农民不脱草鞋,我邓平寿永远穿草鞋!”如今,虎城的农民不但穿上了皮鞋,还习惯了坐车。公路边一站,公交车、出租车招手就停。多年来,我下乡一直有个习惯,坚持不坐小车。因为我晓得,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得会来找我说话办事。于是,我下村经常一天走几十里,镇里的年轻干部时常走得腿软,但看到我近50岁的人了还精神百倍,就不好意思叫苦了。勤俭节约是根本。在虎城镇干部职工眼里,我对机关的开支是捏得相当紧的,有时恨不得把一分钱当成两分钱用。我在县里开会一般总是当天赶回,一年三四十次会,最多住宿两三个晚上。曾有一次,我带领全镇干部职工10多人到宜昌、武汉考察企业和集镇发展,我们坚持利用晚上乘车坐船,舍不得睡卧铺,10多个干部晚上都挤在过道上打瞌睡。最后,原计划6天的行程,我们只用了3天时间就回到了虎城,节约开支5000多元。
“人活着,不就是要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事吗”现在的虎城镇,交通四通八达。不仅公交车开通到了村组,还有几十辆微型车跑出租,5000多辆私人摩托车来来往往。全镇基本上实现了“自来水、电、电视、电话、公路”五通。我在虎城已经工作近30年了,县委考虑到我身体不大好,对我明确表态,我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县里哪个单位,只要我开口。但都被我谢绝了。有人对我不理解,说你邓平寿在乡镇累死累活图个啥?我图啥?虎城的老百姓和我的感情太深了,他们对我那么好,我不扎扎实实多做些事情,怎么对得起他们?我图啥?我是真心地热爱农村,我熟悉农村工作,我的事业就在乡镇。我图啥?虎城的面貌不改变,虎城的农民不致富,我就不离开这片土地。我图啥?我是从死亡线上过来的人,我知道生命的宝贵,人活着,不就是要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事吗?可能有的同志会问我,在虎城还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事需要我去做?我可以用一些具体的数据来说明,比如,现在虎城的村际公路硬化才达到95%,村组公路硬化才达到70%,只有80%的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和安装了闭路电视……我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一切都变成100%!我要让虎城镇所有的老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据梁平县统计局统计:虎城镇农民人均纯收入1986年仅有280元,2000年为1890元,2006年又比2000年增长了58.7%。)!
2005年9月6日
邓君别故里 肝胆照虎城
——干部群众为邓平寿撰写的挽联辑录
听到邓平寿同志病逝的噩耗,梁平县特别是虎城镇不少干部群众纷纷撰写挽联,沉痛悼念这个人民的好公仆。记者在采访中,收集了部分挽联:
虎城镇退休干部罗顺安——
丹心照日月一生行好事
刚正泣山河千古流芳名
梁平县委组织部廖宇——
数十载草鞋奔波,竟染沉疴不起,只因百姓和老酒
四万人肝肠寸断,可恨回天乏术,忍别土地与娘亲
虎城小学刘志华——
虎城大地平寿沉,四万人民泪满襟
赤区人民心头痛,一片悲声向苍天
一个署名为释雨禅的群众——
望眼穿虎峰山噙泪肃穆,闻噩耗四万人恸哭天地
声不断波漩河泣诉哀念,送君别虎城内百里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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