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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巴山区直击:老板操纵农民广种鸦片

http://www.cqlp.com2004-07-23 13:06来源:sina点击:新闻投稿

奉节县人大调查发现,全县今年罂粟种植面积近千亩

农民家中仍留有大筐鸦片果壳。

农家猪圈旁,一堆堆褐色的罂粟秆暴露出来。

核心提示

  今年5月26日,重庆奉节警方直扑大巴山区,抓获组织收割鸦片的“老板”和种毒农民12人。此时已是当地鸦片收割末期,但在行动之前,“天目四号”卫星扫描发现,当地仍有160亩罂粟田。

  奉节县人大今年6月提交的调查报告称,1990年以来,重庆奉节、巫山等地出现罂粟种植,虽经打击但面积逐年扩大,2004年仅奉节县种植面积已近千亩,产值数亿元。

  农民种毒系黑势力利诱胁迫所致,但亦与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失利有关。有关部门力图肃清毒源,却受到经费、人力、地形及更多复杂因素制约。

  7月12日下午5时许,重庆奉节县政府附近,县林业局局长罗启辉遭3名歹徒砍杀,头部中刀,送医院后昏迷不醒。

  一种坊间议论随之出现:林业局长的遇刺与当地林场的罂粟种植有关。

  7月20日,奉节林业局一位职工和一位当地林场工人向记者表示,他们都相信这种说法。

  林业局这位职工证实,奉节县加大了打击罂粟种植的力度,下属各林场都组织了罂粟铲除行动。

  “奉节县许多林场都种过鸦片,这不是什么稀奇事。”那位林场工人说,罗启辉曾任奉节县新民区区长,任期内,该区天播林场出现了罂粟种植。

  “当年,天播林场失火,林业人员现场扑火时发现一片青色植物,经辨别为罂粟田。”奉节县政法委书记杨大才说,这是奉节政府部门首次发现罂粟成片种植。

  今年6月,奉节县人大法工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庆奉节、巫山等地开始出现鸦片原植物———罂粟种植。

  虽经有关部门打击,种毒面积仍逐年扩大,到2004年,仅奉节县的种植面积已发展到以千亩计,产值数亿元。

  来自北京的一位调查人士则认为,以重庆奉节、巫山、巫溪境内的大巴山区为源头,一条毒品供应链已然成型,包括罂粟种植、鸦片生浆提取和加工、贩运出境提纯为海洛因、并部分返销国内。

  “至今,这个链条并未被有关部门完整掌握和有效摧毁。”

  这位人士据称调查奉节种毒问题已有6年历史。随后的采访中,奉节警方人士和政法委书记杨大才证实了他的一些说法。

  高山所产质量更好

  收割后,老板或直接带走鸦片生浆,或就地熬制成熟膏外运。

  “这就是鸦片果壳。”

  7月10日,夜色下的板仓村,一大箩筐棕黑色的植物果实被放到地上,农户主人拿起其中的一个。

  黑色果实略大于鸽卵,顶端留有凋谢后的花蒂,外壳上,8组纵向刀痕宛如雕刻。

  “刀痕是收割鸦片生浆留下的。”农户主人说,这样的割取可以持续一周左右,他手中的那颗罂粟果壳留下了8次割浆的痕迹,每次4道刀口。

  板仓村隶属奉节县岩湾乡———中午时分从县城出发,向东北溯梅溪河进入大巴山区,车行2小时后至汾河镇。又是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后,车路终止于一条煤矿便道。穿越密林、崖壑和溪涧,在羊肠小道上跋涉3小时,夜幕下的村庄便出现在奉节、巫山、巫溪交界处的高山之巅。

  在板仓村的另一处农家菜园,一块不足三分大的红苕(红薯)地令户主廖菊清有些难堪,浅绿的秧苗尚不足以覆盖黑色土地———这是铲除罂粟后才种上的。

  两个月前,廖家的这块土地和附近的另一些田地里,鲜红的罂粟花盛开,组织种毒的老板带领手下在地头搭起帐篷,半人高的花朵和果实丛间,被雇佣的农民忙着割取鸦片生浆,一种奇特的气息弥漫在山间。

  这里的罂粟种植一般在9月以后播种,次年2月开花,3月到5月收割,中间要施两道肥,除两遍草。

  廖菊清说,奉节的高山(海拔800米以上)和低岭地带都有种鸦片的,低处收获比高山早一个月,产量也高,但高山所产质量更好。

  板仓村的村民说,鸦片收割由种毒老板带领手下监督本地农民完成,村里每天会有10多人下地。

  收割后,老板或直接带走鸦片生浆,或就地熬制成熟膏外运,罂粟秆则被藏匿起来。

  廖家猪圈旁,拨开茂密的荒草,一堆堆褐色的罂粟秆暴露出来。

  想弄几个盐钱

  老板答应付给廖租金200元,免费提供种籽,播种、除草、收割按日算工钱。

  “瞎子见钱眼也开。”廖菊清这样描述他种罂粟的动机。

  廖种罂粟的时节是去年11月,当时邻居家地里的罂粟已经出苗。廖家夹在中间,组织鸦片种植的老板就来找他。

  “他们动员了我6次。”

  廖菊清说,他知道种鸦片违法,但老板表示,邻居都种了他不种,一旦种毒被举报,账就要算在他头上。廖权衡再三,“也想弄几个盐钱”,终于答应拿出那块三分大的红苕地。

  “我不敢自己种,讲明是租地给他们,吃饭、住宿我都不管”,廖菊清一再强调。

  老板当时答应按优惠价付给廖租金200元,免费提供种籽,播种、除草、收割按日算工钱,鸦片收割后给钱。

  而廖菊清的邻居姜福武,据称是板仓村首名种植罂粟者。

  “他种的苗子卖给老板,老板又给别处种。”廖菊清说,姜家的种植面积约数亩。

  他指点着姜家屋前屋后的大片平坡地,这些土地同样薄薄地覆着一层红苕秧。

  姜氏夫妇现在已不敢在家中过夜,廖菊清在田边叫了半天,不见回应。

  “姜家和我们家不一样。”廖说,他们种得早、种得多,又是窝点,种毒老板和手下10多人都在姜家吃住。

  廖的另一家邻居李应安,继姜家之后开始种婴粟,面积有亩把地,“最后几天,他家供了几个外地人的饭。”

  7月11日,李应安夫妇已双双外出打工。

  按廖菊清的说法,他们三家种植的总面积是近6亩。但记者从其他途径获得的数据是11.8亩。

  根据举报者向奉节警方提供的情况,板仓村相邻的庙坡村八社,罂粟种植面积达30余亩。种毒的历史也比板仓村早两年。廖菊清说,板仓村最初的一包罂粟种子,就是姜福武从庙坡村提上来的。

  一山之隔的天池乡轿顶村四社,也被举报种有数十亩罂粟。村妇彭德香的檐下,仍晾着罂粟秆子。彭说,旁边两个社都种了,老板就来找四社,四社有6家种,她家种了亩把地。

  记者现场所见,这些曾经种毒的土地,一般位于村民的屋前屋后,属于比较好的平坡地,甚至还有水田。

  老板常鸣枪示威

  谭老板、陈老板和幺老板,以幺老板为首,他们都是草堂的,这一股共有140余人。

  “从来问不到他们的姓名,就算有姓名也是假的。”

  农民们说,种毒老板经常换手机,讲话一阵普通话,一阵家乡话,叫人搞不清来路。但也有老板不经意间露出,他们来自奉节本县的草堂、三角坝等地。这些地区有更长久的罂粟种植历史。

  老板们有手枪,“五连发的那种”。收割季节,他们时常朝天鸣枪,向周边农民示威,有时则是为了打野兔。

  板仓村来的“老板”和手下一共有10多人。据廖菊清讲,老板一共有三个:谭老板、陈老板和幺老板,以幺老板为首,他们都是草堂的,这一股共有140余人,分布在奉节县各片区组织种植。

  “他们说自己是‘小馒头’的部下。”有村民告诉记者,“小馒头”是奉节县有名的黑帮人物,曾为争夺岩湾乡煤矿和当地农民、矿工大打出手,结果被打折了腿,煤矿老板为此赔给他25万元。

  断腿并未影响小馒头的势力,记者在奉节县城已闻其大名。而“幺老板”作为他的部下,“自己说为贩毒曾坐过三次牢。”

  到轿顶村组织种罂粟的老板,也是奉节本县人。

  罂粟开花时节,岩湾乡一位叫黎华登的摄影者,带着相机到庙坡、板仓拍照。知情人介绍,黎拍下了罂粟花、采割鸦片的大量照片。

  在板仓村拍照时,黎华登和种毒老板之间发生了冲突。“老板抽出刀子要砍他。”

  黎华登拍照片的意思,

  说法不一。一位种鸦片的农民说,黎本人是个在社会上混的人,他拿照片去勒索种毒老板以及村干部。庙坡村的老板给了他500元“烟钱”,板仓村的老板则不买账。

  轿顶村农民张传贵,起初被老板诱逼种了一片罂粟,后来听在单位上工作的亲戚劝告,自家铲除了,老板来找他,要他赔产量,“先打听我占不占人,旁人说我有好些亲戚在政府部门,他们就没有来弄我。”

  诱逼之外,“老板”们还会坑害替他们种植罂粟的农民。三角坝地区一位农民反映,当地某农家8兄弟种植鸦片,卖给一个姓欧的老板,共得2万多元现金,结果只有1000多元真币。

  奉节县人大法工委的调查报告称,组织种植鸦片者多为外地黑恶势力,种毒者持有火药枪、管制刀具。

  种毒“爆发态势”

  据多位举报者反映,今年奉节县81个乡均种有罂粟,甚至蔓延到离县城很近的地方。

  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区气候温和,适合种植罂粟。

  解放前,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曾遍植鸦片,而死灰复燃,则开始于1990年。

  奉节县人大法工委的调查报告称,起初,罂粟种植多在人迹罕至的林场或森林地带。组织种植者“扼守要道、居高临下,三五人不能上山。”

  近年来,种毒地点由林场扩展到良田,面积由零星发展到动辄上百亩。人大调查报告指出,今年调查组所到的合营乡、前进乡、汾河镇、奇峰乡等14个乡镇,全部有罂粟种植,仅这些乡镇组织铲除的面积,总数即达近800亩,其中前进乡一地达400余亩,汾河镇100余亩。

  而这些数据,仅仅是调查组成员与乡镇干部座谈获知的。

  这份报告还指出,2003年奉节县上报重庆市政府的种毒面积仅34亩,即便如此,市政府当时还不相信。

  实际上,根据奉节县政府6月14日向县人大所作答复:2001年来全县共铲除罂粟670余亩,其中2001年87亩,2002年110亩,2003年210亩,今年目前已铲除74亩,农民自行铲除190余亩。

  知情人介绍,人大调查报告出台的原因,是奉节县人大审议政府禁毒工作报告过程中,人大代表对本县多年来的禁毒效果很不满意,要求加大查处力度。

  县人大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指出,县政府此前的答复和人大的调查报告相比,数据上仍有较大差距。

  一位当地警方人士透露,今年奉节县禁毒大队核实的种毒面积有400余亩,但不敢向上报。这位警方人士称,据多位举报者反映,今年奉节县81个乡均种有罂粟,甚至蔓延到离县城很近的地方,呈现爆发态势。

  但县政法委书记、禁毒委员会负责人杨大才认为,今年奉节罂粟种植只涉及8个乡镇。

  关于全县罂粟种植的总数字,杨大才称正在收集数据。一些种罂粟农民的估计则为2000到4000余亩。

  前文所述北京调查人士称,奉节三角坝周边地区种毒历史最早,情况最为严重,面积达千亩,被外地人称为“小金三角”。

  岩湾乡乡长覃斌证实,“小金三角”种毒最多,岩湾乡的种植就是那里传来的。

  而奉节县政府的报告显示,草堂片区是种毒重灾区。一位草堂区农民说,该区同伴村种植罂粟仅种籽即达30斤,肥料则要了一卡车尿素。

  轿顶村与同伴村同处山顶,遥遥相望,轿顶村村长李先高认为,同伴村的种植面积应在百亩以上。

  罂粟种植也并非奉节独有。杨大才介绍,奉节周边的巫山、开县都有零星种植,巫山的种植面积大于奉节。岩湾乡乡长覃斌说,毗邻的巫溪县也有罂粟种植。

  历史资料显示,重庆云阳、开县等地都曾发生罂粟种植案件,其中2002年开县山区关面乡查获大面积种植罂粟案件,有的山民家庭连粮食也不种,全家靠种毒生活,一些种植户因此脱贫。农妇黄某将自家的自留地全种上罂粟,达3.34万余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02年6月25日,重庆市警方公开焚烧罂粟壳1575公斤。

  7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一位警员证实,他们早就知道奉节等地罂粟种植的情况,只是不知道有这么多。

  罂粟经济和贩毒链条

  农民种1亩罂粟收入2万-3万元,而种1亩庄稼仅收入几百元。

  “种1亩罂粟,比种田的收入高出10倍。”板仓村村长刘其学说。

  对出租土地给种毒老板的农民来说,收入则来自几个方面:土地租金,1亩600元;为种毒出工,包括下种、除草、施肥、收割,白天30元,夜班50元;计算下来,种1亩罂粟可以赚到1000多元。而这亩地假如种玉米,收成300斤,仅能卖得150元。

  自行种毒的农民收入更高。在奉节县政府的报告中提到“少数农户受高利润诱惑,私种毒品原植物。”县人大的报告则称,农民种毒“亩收入2万元左右,是种粮的十至数十倍。”

  覃斌的说法是,农民种1亩罂粟收入2万-3万元,而种1亩庄稼仅收入几百元。

  种毒收入取决于鸦片生浆的产量和价格。据了解,高山地带1亩罂粟可产鸦片生浆5公斤左右,每公斤价格在3.6万-4万元,低山的鸦片产量要高一些,但品质稍逊。以此计算,奉节县罂粟种植的产值当在数亿元。

  此外,罂粟壳可以卖到火锅店,干货的时价是55元一斤。据报道,前几年重庆火锅行业曾遭遇危机:从业者为吸引回头客在火锅汤里放罂粟壳,为此有关部门进行过大规模整治。

  一些种毒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知情者介绍,同伴村有人从2002年开始种罂粟,种毒所得在县城买上了房子。

  草堂镇林政村一家姓陈的三兄弟,更是5年前就开始种毒,直到被抓获。

  但农民们得到的只是小利,更大的利润产生在加工和贩卖环节。鸦片生浆熬制成熟膏后,价格即暴涨,而最后提纯为海洛因,价格则上升到每公斤数十万元。

  警方人士透露,根据调查,鸦片贩运的途径有几种:从奉节、巫山出发,穿越湖北神农架地区,到达襄樊或河南;经奉节、巫山到宜昌;此后的线路则不清楚。一些种植鸦片的农民反映,鸦片加工的毒品贩运到香港和新加坡。人大报告中描述组织种毒和贩毒者的行为特征为“人货分离、毒款分离。”

  前文提到的那位北京人士,接触过奉节县一些吸毒者。“我问他们毒品哪里来的,他们说是自己种的。”这位人士调查发现,部分贩运到境外的鸦片,提纯成海洛因后,又返运回境内,直至销回原产地,形成了一条产供销循环的完整链条。

  奉节农村产业结构困局

  他们这里两年没收到谷子。除糊口之外,农民没什么收入,除非出门打工。

  记者在奉节山区考察所见,种植鸦片地区一般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微。杨大才也提到,很多当地农民出外打工,土地撂荒,被种毒者低价承包。

  前文所述姜福武就是一个承包者。板仓村长刘其学说,姜本是庙坡人,他在板仓村住的房子和种鸦片的地,本属于举家到河北打工的马立君,这种私人的转包造成了管理疏漏。

  板仓、天池农民种植的主要作物是土豆或玉米,水田收成则要看天气。今年干旱,不少水田裂开了口子。天池乡轿顶村农民介绍,他们这里两年没收到谷子。除了糊口之外,这里农民没有什么收入,除非出门打工。

  板仓村是重庆市市级特困村。2001年,村里响应上级调整产业结构的号召,用市里两年的扶贫款近6万元买回1.7万株核桃树苗,共栽种了250亩旱地,几乎是村里除水田外全部的好地。

  三年过去,这些核桃树都已长到两人高,但尚未挂果。核桃种植影响了粮食产量,不少农民自行砍掉核桃树苗返种庄稼。

  刘其学家里挂着一张乡政府颁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先进个人”奖状。但这张奖状使他如芒在背。刘一再说,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自己“有失误”。究其原因,板仓村的核桃树种植没有纳入退耕还林,农民为此没有粮食补助,“当时买树苗合同是乡里签的,乡党委的答复是产业结构调整,以后可以列入,后来乡镇结构调整,一换届,落空了。”

  奉节县人大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与乡镇干部座谈中,有干部认为种毒“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好路子。”

  岩湾乡乡长覃斌就此表示,他们一直在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但不可能鼓励种毒。

  奉节县政府6月14日的报告提出,认真调查摸底,积极探索禁种铲毒长效机制,采取治穷与治愚相结合的措施,创建无毒村社和无毒社区。

  记者此前走访奉节县财政、移民部门得知,奉节经济不发达,农业尤其落后,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未能成功,大部分企业又在库区蓄水过程中关闭破产,虽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却留不住人、留不下票子。随着移民资金的减少乃至停止拨付,奉节县面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和财政危机。

  “天目四号”卫星定位毒区

  此次行动共收缴鸦片油膏2100克,但5月底已是收割末期,大部分鸦片生浆或油膏已被运走。

  今年5月24日,奉节当地有公民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种毒问题。两天之后,重庆市公安局派人到巫山、奉节,督促当地刑警大队出动11辆警车,绕道天池到岩湾乡,抓获正在组织收割的“老板”和种毒者共12人。

  根据奉节人大官员透露,抓捕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动用了“天目四号”卫星对奉节县罂粟种植情况扫描,发现奉节境内尚有罂粟160余亩。

  廖菊清回忆,警察到达时,姜家屋里的“老板”们正在打牌,李家屋里的人则在睡觉,手枪挂在墙上,被警察收缴。有三个人在抓捕中跑掉了。姜福武在地里,当时就吓得到外地躲了10几天。

  廖本人躲在庄稼地里目睹了抓捕过程。

  抓捕行动后,当地政府和派出所组织人员铲除了板仓的罂粟植物,并在村里码起柴堆,烧掉了罂粟秆子和果实。板仓村长刘其学说,罂粟秆子非常潮湿,烧了两天,用掉40捆柴,最后还浇了五六十斤汽油。

  奉节官方人士介绍,此次行动共收缴鸦片油膏2100克、现金2万余元,和一批手枪、西瓜刀。

  山高路险,警方抓捕的路线是从巫山过来,绕道天池乡翻越山顶,黎华登是这次行动的带路人,警方也到他家中提取了照片。事后,黎受到种毒老板的死亡威胁。

  但5月底已是罂粟收割末期,大部分鸦片生浆或油膏已被运走。板仓村农民反映,村里的罂粟收割当时只需8天就要扫尾,已运走鸦片生浆5.5公斤。

  就在抓捕行动同时,毗邻板仓的庙坡村8社仍在收割罂粟,最后运走了鸦片,毁掉了罂粟秆子和果实。透露这一信息的农民估计,庙坡连同板仓两地,2004年运出约25公斤鸦片生浆。

  警方抓捕行动也并未扩展。7月上旬,记者走访数村,均未有当地政府或派出所人员来过,也未要求种毒人员或“窝家”前往说清楚情况。

  铲毒缘何不力

  组织种毒者持有枪械,给铲除带来很大困难,三五人不能上山,聘请联防人员工资无法支付。

  “连续几年来,在禁种鸦片上,政府有一定打击力度,每年都要判几个。”杨大才说。

  以往的铲除状况不尽如人意,按县乡村各级干部的说法,主要是由于罂粟种植在高山密林中,又是零星种植,很难发现,发现了也没人认账。

  2004年是奉节打击鸦片种植力度最大的一年。“通过4—6月的集中整治,取得了较明显效果。”

  据杨大才介绍,2004年县禁毒委开会,县财政拨了专款,对各乡镇做了严格要求,让一把手带上山找,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根据《中国警务报道》的消息,重庆市从2004年2月起,统一部署各县开展禁毒专项斗争,3—5月利用毒品原植物(罂粟)生长的季节特点,在非法种植罂粟严重地区进行公开铲毒。杨大才证实,奉节的集中整治活动是根据重庆市统一部署进行的。

  人大调查报告显示,奉节县今年共铲除罂粟近800亩,收缴鸦片4000余克。这还不包括天目卫星扫描发现的面积。

  报告指出,草堂片区禁毒任务重,派出所人员有限,2004年用于铲毒的经费大约1万元。组织种毒者持有枪械,给铲除带来很大困难,三五人不能上山,聘请联防人员工资无法支付。

  县政法委书记杨大才分析,以往铲除罂粟不力的原因主要是基层干部工作不“逗硬”,不处理,产生县乡脱节现象。县里总结经验,和各乡镇签订禁毒责任书,“如再在某地有发现,追究当地主要领导的责任,先警告、再挂黄牌,仍无改观则撤职。”

  另外,奉节对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实行一票否决,杨大才说:“有信心明年在县境内不再出现一块罂粟种植。”

  今年6月26日的世界禁毒日,奉节县政法委在县城主持召开禁毒宣传大会,架起大锅,“象征性地烧掉了10多公斤鸦片,800多克海洛因”。6月29日,召开禁毒公判公布大会,宣判了5名种植毒品和3名制造鸦片原油的嫌疑人有期徒刑,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林政村陈氏三兄弟。

  种毒者有无保护伞

  “尽管乡镇干部存在工作不力和脱节的问题,但尚未发现有与种毒者勾结的情况。”

  奉节县禁毒大队于2001年成立,警力为4人。成立之后,该大队人员进行了艰苦工作,共破获涉毒案件199起,收缴海洛因1940克、鸦片6290克,罂粟壳60.7斤。2003年,禁毒大队被重庆市禁毒委员会评为“禁种铲毒先进单位和禁毒重点地区专项整治先进单位”。

  但今年3月,正值鸦片收割之际,禁毒大队却被分解到各刑警中队。人大报告指出,禁毒刑警不得不承担别的刑事任务,导致禁毒工作面临困难。报告建议恢复禁毒大队。

  一些种罂粟的农民反映,种毒老板来发动他们种植时,都说尽管放心,关系已经走通了。廖菊清说,天池乡铲除罂粟后,这边的老板让他们“稳起,县区乡都弄通了,没事。”

  板仓村村长刘其学开始坚称不知道村里有人种罂粟,原因是村子面积太大,最远的地方来回要走两天,罂粟又种在树林里。

  但从种有罂粟的七社走到刘家不过半小时,罂粟也并非种在深林僻角,而是连片分布在姜、廖、李三家的门前屋后。

  后来刘又改口说,他曾经得知姜福武种有“几分地”

  罂粟,他给七社社长打过招呼,让他督促铲了。之后姜福武来到村长家里,承认自己种有罂粟,“我让他必须铲除。结果后来我忙着别的事,把这事耽搁了。”

  知情者的说法是:个别村民受到种毒组织者威胁,去找刘其学商量,刘不敢向上汇报。

  板仓村的支书郑昌茂则长期住在县城忙于自己的生意,警方抓捕种毒者那天也未到场。

  参与鸦片种植的农民反映,村干部曾说,老板是城里的黑道,县政府都怕,他们更惹不起。

  刘其学坚决否认他收过种毒者的任何财物。他也否认乡干部与种毒有涉。

  “公务员不可能支持种鸦片,否则就失去起码的觉悟了。”岩湾乡乡长覃斌称,警方行动前,乡里曾安排村干部去查,近半个月都未发现。村干部也从未报告过村里有罂粟种植。

  而按刘其学的说法,由于山高路狭,乡干部一年能有一次到村里来就不错了。

  5月26日抓捕行动后,岩湾乡为李应安妻子办理了取保手续。覃斌强调这是考虑到该农妇仅为种毒者做饭,本身也是受害者。他否认乡里为此缴纳过保证金,对取保候审者已出外打工的事,覃称并不知情。

  但知情者称,5月26日拘捕的12名种毒者中,有6名在5月29日被取保,每人交纳了3000—5000元保释金,除李应安妻子外,包括谭老板、陈老板这样的组织种毒者也被释放。

  另一举报者称,他曾多次以退伍军人名义向乡、镇、县政府多次举报罂粟种植,一直没有回音。组织种毒的老板如今获释,他随时有危险。

  记者向县政法委、人大法工委、县刑警大队多方求证被保释者的准确人数,均未得答复。奉节县刑警大队一位警员称,确实有几名被拘者获取保候审,程序是由所住地派出所出具证明材料,报县局批准。取保理由有情节轻微、身体疾病等。

  组织板仓鸦片种植的首犯仍在押。

  5·26拘捕行动当日,奉节县法院宣判了一批种植和制造鸦片毒品的罪犯,其中包括5名种毒农民和三名种植并加工鸦片膏者,均为2003年及以前的旧案。

  值得注意的是,三名犯制造毒品罪的案犯(草堂林政村人),判决均在10年以下,而一名47岁的种毒农妇李贤琼刑期则为14年。

  7月12日,奉节县政法委杨大才澄清,尽管乡镇干部存在工作不力和脱节的问题,但尚未发现有与种毒者勾结的情况,更谈不上县里有干部充当种毒者的“保护伞”。人大法工委也称他们未曾接到相关举报。

  “奉节县在册吸毒者共1400人,实际吸毒人数可能超过4000人。”前文提及的那位北京人士调查得知,这些吸毒者中不少是以种植、制造和贩卖毒品所得供自己吸毒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位调查者说,2001年的夏天,在奉节老城某间租赁房,他看到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两位中年农民斜倚在床上,嘴里含着一杆铜质水烟枪吞云吐雾,烟雾有一种特殊的气息,而烟锅里除了烟丝外,一个大烟泡触目惊心。

  当时,一个吸毒农民介绍:在烟丝里掺入绿豆大小一粒鸦片烟膏,可以混着吸。

  另外一种吸法是:在一块铜片上放绿豆大小一粒烟膏,拿火在铜片下加热,把鼻子凑近深呼吸,或者用纸筒对着烟膏吸,以免烟雾损失。

  “我当时就想到了‘虎门销烟’。”这位调查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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